周美玲導演訪談紀錄
辛:就是被攝者通常新鮮好玩,然後想要看看自己被拍出來的樣子好不好看。
周:對,但是你說他們真的看不懂嗎?我又不覺得,他們也懂,可是說破了就很怪,因為我們那樣子的互動,突然很嚴肅討論起影片本身,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妳可以想像嗎?如果我拍的對象是你們,我們都懂都知道紀錄片在幹嘛,然後都做這一行的,就,就可以溝通可以討論這件事,可是跟他們很難做影片討論,所以聊不下去很尷尬,就會去聊別的事情,就算我問他們意見也沒有辦法,焦點沒有辦法停在這個片子本身停太久,停不了三分鐘,轉走。
辛:就是做完之後,如果把片子帶回去給他們看,大部分的情況都是這樣子的,那有沒有.....
周:對啊對啊,都是,像那個台西的青少年,我就說:講一下你覺得片子怎麼樣,第一個一樣啊,我在裡面好帥,比我想像得帥,然後我舅舅就跟我開玩笑說,唉呦我十七歲我就把馬子了,然後他又開始講他新的馬子的事情,他們的興趣跟妳想的都不一樣。
辛:導演妳應該有這樣的經驗,就是妳的被攝者一開始在接觸攝影機的時候是不自然的?
周:沒有。那時候我一定不會開機啦。
辛:那時候妳一定不會開機?
周:對,如果攝影機會讓它覺得不舒服,我一定會把攝影機放到一邊去,不可能在那種情況底下還要硬拍,不會,那就不舒服了,很奇怪耶。
辛:台灣做紀錄片的其實都單打獨鬥,就他們都自己拍自己剪,然後一切都自己來這樣子,可是妳來講的話妳一直都有和攝影師合作的習慣,不管是早期還是現在的HOHO,而且《私角落》更是少見的雙導演方式,就妳自己來講,妳覺得這樣分工的方式跟那樣單打獨鬥的方式,妳自己的看法是怎麼樣?
周:我覺得還是單打獨鬥啊,其實從《私角落》以後就我跟HOHO一起創作,對啊,就是這樣,夥伴,妳是指,妳的問題要不要縮小成妳是指自己拍攝自己採訪?
辛:對,自己拍自己採訪,一邊採訪一邊拍。
周:一邊採訪一邊拍,嗯,OK,嗯,我比較少這樣子,因為顧不到影像品質我會不舒服。
辛:可是妳怎麼跟妳攝影師之間溝通?
周:她自己要懂,哈,譬如說要懂分鏡啊,譬如說如果是妳,那種生活性紀錄片的採訪,她就要懂得她不能只有一個鏡位,妳回去沒有交給我五個鏡位我一定會唸,不可能,妳沒有不同的鏡位,回去剪很難剪,像剪談話要切斷對不對,然後你最好是跳.......,妳會剪接妳知道吧,有不同的鏡位就好剪,不同的鏡位不同的 size,卡不同的size,有的是緊的、有的是比較大的,然後什麼時候抓特寫的鏡頭,什麼時候要一個很疏離、要一個很遠的鏡位,這個攝影師必須懂,所以她耳朵必須要監聽,知道現在正在進行什麼內容。
辛:那妳覺得哪一個方式是比較適合台灣的紀錄片生態的?
周:沒有啊,每個人創作方式不一樣啊,Mickey可能就不習慣找一個攝影師和他一起工作,他習慣自己邊拍邊聊,每個人的方式不一樣,可是都可以成立啊。
辛:那妳覺得有必要,其實像國外很多都是團隊在做嘛,最少都有兩三個一起工作,做一個東西,這樣子做出來的東西是不是會比較有品質?
周:我還是覺得每個人的方式不一樣,嗯,有的人很重視議題,然後他覺得相較之下權衡之下,畫面的美感不是那麼重要,那也是可以成立,然後整個影片很HomeVideo的質感,但是他的議題性或者是說他的觀點非常地強,強而有力,我覺得也是可以成立。可是因為我的片子不一樣,我的片子比較講究氣氛,所以所以我畫面一定要精美。
辛:所以不一定說一定要朝向國外那樣的團隊工作模式,對台灣紀錄片發展是比較好的?
周:嗯,對,每個導演的答案會不一樣。
辛:因為導演妳接觸影像的時間是在解嚴的時代是在社運的時代,那妳後來又有去螢火蟲映像體工作,那之前 王慰慈 老師有去採訪你們,妳跟董振良嘛,妳在那個採訪裡面有說,妳把紀錄片視做關懷社會的一種方式嘛,然後紀錄片也常常都會被提到它要為弱勢發聲,它有它的社會責任這個方面,然後常常會被提到所謂倫理剝削這方面 的問題,那妳對這樣子的事情有什麼看法?
周:嗯,妳的問題是.....如果說關懷這個字眼的意思是指在思索,思索我的被拍攝對象他們的處境這些,這我覺得是對的;可是如果當我們講關懷是指說我站在高的位置,他們是在比較低下階層的位置,這種給予叫做關懷的話我就不認同。
辛:發聲呢?
周:發聲,他們表達意見啊,我也在影片表達我的觀點,可是我覺得,嗯,妳所謂的那個發聲很有可能是指,是指接近伸張正義這樣子的角度,嗯,如果再用到這麼強烈的字眼,我會寧可以收回來,寧可用關懷或者是思索,比較接近我的立場跟態度。在2000年之前我的紀錄片作品它的社會議題看起來比較重,雖然它也有很豐富的人文意像,但是它那種人文跟美感,沒有我2000年之後的作品那麼濃烈,以我現在的標準來說,我當然比較認同2000年之後我的那些作品呈現,我覺得我自認為那個是比較成熟的,它藝術性也比較高。然後更早期2000年之前我還在摸索一個作品呈現的方式,我還在學基本功而已,就是把一個故事講清楚,把觀點表達清楚,這樣而已,但是想法有沒有特別高明,或者說藝術美學有沒有特別精到之處,我覺得都沒有。
辛:所以妳覺得妳的紀錄片,妳對妳自己紀錄片所謂功能的這個定義,就是功能性。
周:功能性,嗯?
辛:妳不覺得它應該要到去伸張正義或是說要去改變什麼東西?
周:嗯,可能是因為這樣的措辭對我來說還是太重了,但是我還是認為,我當然認為說我有一個訊息想要傳達,裡頭有我認為對的東西,因為譬如說我要說服觀眾接受我的論點,那那個論點只不過是它的表達方式沒有那麼看起來很像 是運動,它是很隱晦的,很soft,很訴諸妳的直覺、訴諸妳的感性的,是這種方式,可是妳說沒有那個意味嗎?當然還是有啊!當然還是有啊!
辛:會有些人覺得,如果要比較強烈地去訴說,或者是剛說的伸張正義,或伸張某些觀點的話,就沒有辦法兼顧到所謂美學?
周:不會不會,並不是,那是不同的路線,走不同的路線,譬如說我大學時候看過一部紀錄片叫《正義難伸》,它就,我不認為那部片子在美學上面有任何問題,它是成立的,可是它是,該怎麼說,如果妳看了妳會知道我意思,所以 並不是說每部片子都,我是說在我的作品裡面有我自己的美學方式,但是當然每個人的方式都不一樣,他有他各自可以成立的美學方式,這個當然沒有絕對,而且當然越多原創性越好啊!然後,嗯,妳知道我的意思嘛?所以我剛舉了那個例子。
辛:所以妳不覺得這些東西是有衝突的?
周:不會啊,怎麼會衝突,不會衝突啊!
辛:那妳對紀錄片常會被提到的剝削的問題呢?
周:嗯,我覺得這個很難說,要看你是從什麼角度去說耶,所以這個問題很含糊,妳是不是要這樣問:譬如說妳覺得拍紀錄片會不會對被拍攝者造成一種剝削?什麼情況底下會造成剝削?妳會不會迴避這種情況?妳是怎麼做的?怎麼 迴避的?然後我覺得這就是方法的問題,妳不當的處理方式,不當的跟人互動方式有問題,妳當然很有可能就會造成剝削,在一個強迫的情況底下硬要人家曝光,對啊,譬如說這樣啊,那我當然會迴避啊!
譬如說我拍剛樓下放映的《私角落》,同志最怕曝光了,因為這個社會可能是不友善的,所以我在拍攝的時候我就會主動瞭解妳可以曝光到什麼程度,那我會用不帶到臉的方式去處理這些畫面,那在這種情況底下妳願不願意接受拍攝,這些都是要溝通的啊,都沒有問題啊,所以我拍完 《私角落》也是一樣,《極端寶島》也是一樣,基本上我會覺得比較不安,就是說我需要特別,就是我需要做一個確認,會比較安心的,我就會先去做確認才會對外發表,所以我《私角落》剪完,第一個動作,就是先把被拍攝的人全都找回那個GayBar,後來它變成 T Bar,片中那個GayBar不是倒了嗎,後來它變成T Bar,我就去跟那個老闆T講說,我之前在這裡拍了一部紀錄片,我想要找以前那些Gay友回來看,那妳場地願不願意借我,所以我們就回到那個我們以前的拍片現場,那個感覺很溫馨,大家就把片子看一遍,我發問卷給他們,你覺得哪裏有不妥?有沒有讓你不小心曝到光或讓你不安,然後回來我再做一些小小的修改就好了,這些都沒有很難處理啊,你只要記得這件事,就不是問題啊。
辛:妳剛提到說拍紀錄片讓妳學到基本上妳都會很尊重被攝者,就是這個部分嗎?
周:嗯,一定會啊!
辛:妳剛提到2000年之前的作品跟2000年之後的作品在影像上是有比較大的差別的。
周:我覺得叫做進步,就比較懂得,我除了在故事講清楚,把觀點表達出來之外,我還可以做到更多的藝術性,嗯,就這樣。
辛:所以是累積過來的?
周:對,累積過來的。
辛:那妳覺得跟自己本身在對性別上的認同更清晰,有沒有影響到妳在創作上,或者是影片的......
周:除了題材,我覺得功力一定是靠累積的,題材當然在2000年 之後,我就拍了,嗯,到目前為止累積了三部的同志影片,但是喔,我在拍《豔光四射歌舞團》的時候才回想起我的第一部劇情片《身體影片》,就我在沒有拍過任何片子,紀錄片也沒拍過,我第一部作品就是《身體影片》,裡面是一個扮裝皇后呢,所以就很奇怪啊,對啊,所以就好像冥冥之中,我後來才想起這件事情,所以不曉得。
辛:所以跟妳自己清楚自己是同志,甚至到後來決定出櫃,
周:我比較晚熟,對。
辛:有沒有關係?
周:它在創作上沒有關係,它只是一個題材啊!
辛:那妳覺得妳現在的這個美學風格可以說是和HOHO一起創造的嗎?
周:嗯,我變得比較有靈感,變得,譬如說2000年之前的作品,如果妳說它有美學的話,基本上它是比較憂傷的、人文的,接近台灣新電影那種風格的。
辛:寫實。
周:人文寫實電影的那種路線,2000年之前。可是2000年之 後我的思緒變得比較奔放,我最基本的影像功力已經有了,然後可以非常有想像力,創造力比較強,想像力比較多,我不害怕在紀錄片裡面放很多設計的東西、創造的東西,也不按著時間軸線走,隨心所欲;可是在那之前我就是規規矩矩地,照著時間順序去說故事,那個就是比較中規中矩的作法,但是基本上那幾年的自我訓練,也讓我的基本的說故事能力,就是只能這樣四平八穩地走。
辛:我想問的就是,其實我覺得一個人對於自己的性別認同清不清楚,敢不敢對外訴說,可能對於他在做很多事情事有一定的影響跟差異的,可能就是,
周:是嗎?不一定吧!
辛:可是我覺得妳是一個..........
周:不是,那是我個性缺陷,真的,(笑)
辛:妳不可能不說的,妳不說出來妳會覺得很難受的!
周:不是啦,妳問第一次我可能會笑而不答,問了兩次、三次,好啦,我就會不耐煩就隨便啦,你要知道就都讓你知道,就這樣啦,(笑),我沉不住氣啦,人格缺陷,嘿。
辛:所以那個認同沒有讓妳變得更勇敢?更敢去衝撞一些什麼?
周:沒有沒有,那個跟那個沒有關係,我反而變得比較溫厚,變得溫厚很多,在更之前我可能比較敢衝,像1999年推動《流離島影》就真是勇敢,不滿三十歳,號召一群導演自我流放、搞創作,很過癮、無所謂、但也留下了時代的意義。我覺得當然年紀增長也變得比較成熟啊,為人處事啊,碰到衝突啊,就是會用一個比較溫厚的方式來處理,以前不懂啊,幹架就幹架,開罵就開罵,有時候 也有一點不懂事。
張貼者:紀工報 位於下午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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