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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美玲訪談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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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淑薰 2004/9/29 |
問：你是政大哲學系畢業的，怎麼會想要拍電影呢？
周：念哲學系很好，什麼都可以做。哲學是討論理性的學問，以理性為基礎，所有的知識必須通過理性最嚴格的標準，我們才承認它叫做知識。不過我覺得理性不能解決人性的問題。人世間的問題、它的邏輯、規則是跟著人性走的。我覺得人活著若要找個答案，就是幸福兩個字。但理性不能幫我找到。我在我的畢業論文裡就是探討這些。後來我發現只有創作能幫我找到人性的答案，能幫助我去探索人性、探索人的命運。
問：所以你是因為想要找尋幸福與探索人性而創作，但你為什麼會選擇以電影的形式來創作呢？
周：呵呵，小時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喜歡跟自己過不去，就覺得影像的挑戰性比較高，而且拍片真得很好玩。
問：你怎麼接觸到影像工作？
周：1992年畢業之後我就到全民電視台工作。當時它是由全台灣的民主有線電視台聯盟起來的電視台，是一個混亂的組織，很多大小事情都要做。所以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接觸到很多事情，從企畫、採訪到剪接，一下子就學會很多東西。不過接觸過後就知道那樣的工作並不是我的興趣。因為所有的報導都是不深入的嘛！又因為我是一個下決定非常快，行動也很快的人。因此當我知道這不是我想要的，我很快就離開了。之後我去了金門的報社當記者。那是一個在離島發行的報紙，它有社會運動的性格，想要促進離島地區的解嚴。我記得那時候我寫的稿子常常會被放在頭版，而且寫得速度很快。可是快到讓我覺得那個東西不紮實，很虛啦！所以後來我也離開了。其實我跟老闆都處得很好，只是因為我有別的生涯規劃而選擇離開。後來就開始自己拍片了。那時候DV剛出來。我覺得DV的上市對女生來講是一大福音。要不然我們女生永遠會少個機會，就因為體力不如人。因此在1994年的時候，我就開始拍《身體影片》，這是一部劇情片。
問：那你之後怎麼會開始拍紀錄片呢？
周：因為劇情片在台灣很難回收，所以接下來那麼多年我都在拍紀錄片。一開始我的興趣在劇情片，後來純粹是為了生存，我才去玩紀錄片。因為漸漸要在興趣跟生存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可是後來也有了不同的心得。一開始是為了生存，後來覺得紀錄片給了我很多的養分。紀錄片已經變成我的創作了。
問：你把紀錄片當作一種創作，而《流離島影》似乎是你比較成熟的企畫，你當初怎麼會有這樣特別的想法？
周：呵呵，好像是有一次我們幾個朋友去喝酒，大家互相聊著未來的計畫。輪到我時，我說我想要拍台灣的離島，想要透過鏡頭把離島走一圈，也許要花五年或十年的時間都沒關係。其他人聽了都想要參一腳。於是就變成大家一起去拍《流離島影》了。
問：你們那群人是不是也有人跟你一樣，起初想拍劇情片，但因台灣的電影環境而拍不成，後來就拍紀錄片？
周：其實我們不是這種心態耶！當我們進入拍片這個動作之後，就沒有類型的問題。拍片就是拍片，並不是沒有能力拍劇情片所以才拍紀錄片。而且紀錄片也有很多的創作形式跟美學，什麼都可以玩，它的空間很大，就看你玩不玩得出來。
問：對你來說，紀錄片是什麼呢？
周：我覺得應該像是報導文學，要有藝術性、文學價值。我很重視藝術性、文學價值、美學價值，我覺得這才叫創作。要不然你只是一個抒發言論的意見領袖而已，那不是我喜歡的角色。我喜歡創作，所以我會很重視紀錄片的美學與藝術性。
問：《流離島影》之後，你還拍了《極端寶島》，也是以台灣四個地方為代表來紀錄環境與人的關係，你的創作似乎都特別重視地方性？
周：那只是形式。其實我關心的是人性跟命運。《極端寶島》有一個很大的企圖，就是拍台灣東西南北四個地方，透過這些地方呈現不同人的生命狀態。極南是拍「恆春半島」，拍自彈自唱的兩個老婦人的故事。極西是「濁水溪出海口」，濁水溪是台灣的生命之河，它代表台灣會走到哪裡去。濁水溪出海口矗立著一個未來之城，就是六輕。到了晚上真得很壯觀，好像充滿著光明的未來，但其實是沒有未來的，所以我就鎖定青少年來拍。極北是「基隆港灣」，它在被高雄港取代之前一直是台灣第一大港，它已經是一百多年的老港。它曾經是一個面對著大千世界的出口，可是現在已經繁華落盡、凋零，你覺得拍什麼最能代表？我拍鐵路街的妓女。一百多年前的鐵路街幾乎都是妓女戶，她們跟著基隆港繁榮起來，卻也跟著沒落。這些人的生命狀態跟土地、文化是緊緊相關的。最後是極東，我拍「清水斷崖」。當繁華落盡，我們需要一個沈澱的地方，就是乾淨的極東。什麼樣的人物可以沈澱我們的心靈呢？
問：小孩？
周：沒錯，小朋友。每個地方每個故事只有15分鐘，你可能才剛看完一段就要馬上要進入下一個生命階段。看完之後，你可能會發現我的企圖，察覺到人性跟命運，又跟土地交織在一起的感覺。
問：《極端寶島》拍完不久，你就申請到短片輔導金拍攝《豔光四射歌舞團》。不過這部片似乎是長片的規模？
周：因為短片拍不下，就變成長片了。我這個人就是有個壞習慣，玩小小的就好，可是就是不小心會玩太大，然後拗了一堆可憐的朋友。
問：不過你申請的輔導金不是只有100萬？你如何完成呢？
周：公共電視投資147萬，買下這部片日後的電視播映權。本來有一家廣告公司覺得這部片的題材有賣相，想要投資。他們是一個很有夢想的廣告公司，所以才會想要拍電影。唉，有電影夢的人都死得很慘。如果是自己發瘋做電影夢，自己認了就算了。可是這次他們是發瘋要跟我合作。他們公司原本都部署好了。可是經過他們評估，這部片沒有商業利潤。他們去調前幾年的票房數字，真的很慘，你說誰會有信心？因為這畢竟不是他們自己發瘋的電影夢，他們只是想要嘗試說如果這部電影推得成，他們就會比較有把握，也許下次他們可能就想要自己來拍。他們本來有這樣的計畫。可是後來，他們評估大概要花五百萬元，包括三百萬元投資拍片，以及小規模的宣傳發行費用兩百萬。然而這五百萬有沒有機會回收呢？我不要拿導演費沒關係，我的野心很小，我只要片子拍得成就可以了，什麼都不要也沒關係，但問題是五百萬有機會回收嗎？
問：蠻難的。
周：我自己心裡也有數。不過我還是按照既定的schedule去籌畫，並等看看是否有資金能進來。可是一直沒有資金進來。因此我就自立自強。
問：所以你後來是自籌三百多萬拍攝完成這部片？
周：我現在還欠著。我還欠後製公司兩百多萬。
問：這部片子總共花費了六百多萬拍攝？
周：不包括導演費，還有工作人員都沒拿什麼錢。如果照行情來算，大概還要追加兩百萬的人事費。像幫我們化妝的陳湘羚，她不但沒拿錢，還耗了兩個月在那邊。 她很可憐，到現在還被我們拗，因為演員要上通告，需要他幫忙化妝。唉，當我的朋友都很可憐啦！
問：你這部片即將要上映，國片似乎在映演上都曾經遇到一些阻礙，你在找戲院方面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周：差不多，就是一般狀況。
問：戲院業者有提出什麼額外要求嗎？
周：額外要求就是要給它們一張證明，讓它們可以去申請映演補助。
問：有映演補助的話，戲院業者是不是比較願意放映國片？
周：對。不過還是要拆帳，五五分帳。
問：可是戲院不是已經有申請映演的包底補助了嗎？為什麼還要拆帳？
周：可是它說它放西片的話賺得更多。戲院通常第一個禮拜五五分帳，第二個禮拜逐週下降5%。
問：即使你的票房有一百萬，戲院還是要跟你對分？
周：對。
問：新聞局電影處不是有成立一個通路委員會，目的不是在解決國片上映與拆帳的問題？
周：那個有什麼用呢？電影處還覺得戲院已經很幫忙了。因為商人永遠都會這樣講：「我本來可以賺多少的，你這樣叫我放國片我少賺很多」。戲院業者認為若有補貼，他們願意放映國片，但還是要拆帳，他們要有一定程度的獲利。可是你可以想像得出來，若依據這樣的拆帳比例，我的票房若沒有到一千萬，這部電影一定是虧本的。
問：你們曾經把這些情況反應給電影處嗎？
周：電影處大都站在戲院業者的立場。其實我曾經針對電影政策提出建言，我的觀點很簡單，我想問我們國家，問新聞局、電影處，我們到底有沒有保護本國電影的政策？你不能說因為WTO的關係，我們沒有辦法保護。如果說電影處的存在，它其中一個要務是要保護本國電影，那我想說的是，目前的政策做法，例如輔導金政策、映演補助政策等都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目標。不論政府投入3億的輔導金，或是投入10億的輔導金，結果都是一樣的。政府沒有去控制這些外片的映演拷貝，你這樣怎麼保護得了國片？這是自相矛盾的政策作法。另一方面，電影處也常常覺得很委屈，他們認為已經提出這麼多的補助辦法，已經給了這麼多糖，我們怎麼還一直吵？可是我想說的是，我們只希望政府能把整個環境弄好就好。而且，以前的電影政策一直被引導到一個很不好的方向就是讓自己的人在哪裡吵。所謂自己人在吵就是影展型的影片跟商業型的影片是互相對立。其實，這根本不是關鍵。如果朱延平的片子、商業型的片子都沒有辦法生存的話，我們會有機會生存嗎？事實上我們都是一體的。基本上，我也被歸類為影展型的影片，但我不會去抨擊所謂商業型的影片。那是每個人的行銷策略或宣傳方式不同。重要的是，我們要能夠一起生存下去。我相信如果連商業型的影片都生存不下去，我更沒機會。可是為什麼商業型影片生存不下去？它是被更強大的商業片（好萊塢影片）給打死。我覺得政府應該是要去抑制這個更大型的商業怪獸，讓我們本國電影有生存的空間，不論什麼類型的影片都能夠生存，並不是只有影展型的影片才有資格生存，我們應該要讓整個電影環境起來。所以我們現在想要搞的電影運動，或是一個急救運動，就是希望能讓整個環境活絡起來。新聞局不能以WTO的層級太高了，不是它們所能處理的理由來當藉口。要不然，我們要你這個政府幹麻呢？也許WTO的層級太高，新聞局不能直接去處理，但它們應該有其他方法可以處理或者做些限制。所以我覺得本國電影保護法應該要制定出來。
問：你們有哪些主張呢？
周：我們的主張是重新定義國片。我們的目的是希望能撼動目前整個電影生態。我們希望能把廣大的紀錄片工作者納進來、把金馬獎的遊戲規則打破，產生一些變化。我們的基本主張是我們的槍口絕對不要對自己。
問：你們有哪些策略呢？你們有嘗試往外拓展或結盟嗎？
周：我們先提出主張，接下來會有一些連署活動。另外，我們也希望能夠說服社會大眾，因為說服社會大眾才能產生民意壓力，才會迫使政府去做改革。我們提出的運動如果沒有民意的基礎，一樣成不了氣候。因此我們希望盡可能地去串連其他的團體組織，盡可能地去說服那些廣大的民眾，讓他們了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事情。也許很多人會覺得有沒有國片並不重要。但我真的覺得國片很重要。因為台灣的電視已經非常的商業化，因此最能呈現一個文化的主體性的影像媒材即是電影。例如你若想知道每個國家的文化，看它們的電影是最明顯的。好萊塢電影也完全呈現美國文化，歐洲也是。因此，任何一個國家，除了美國以外，沒有一個國家不去保護本國電影的，因為電影的文化性格真的非常強。這一點我們希望民眾能有強烈的感受，如果一直沒有台灣的電影出來，我們將難以表達自己的感覺、自己的文化與生命故事。事實上，目前這些東西還存在台灣的紀錄片裡面，因為紀錄片的創作非常蓬勃。因此，我們希望能把紀錄片納進來，增強我們影像文化的創作能量。所以，在策略上，我們需要重新定義國片。
問：在你們的主張或策略中有考慮到觀眾對國片長久下來的刻板印象嗎？很多觀眾都覺得國片很沈悶，你們怎麼去說服觀眾看國片？
周：這也是我們想要重新定義國片的另一個目的。其實在最近幾年，你可以發現到很多紀錄片還蠻好看的，蠻有戲劇張力，娛樂性質也不低。因此我們希望把紀錄片納入國片，豐富台灣電影的多元表現。另外就是過去會讓人覺得沈悶的是影展型的影片嘛！所以我們也不能只推崇影展型的影片，對於商業性的影片、對於紀錄片、對於各種不同類型的影片，我們都支持。我們想要強調的是台灣電影文化是這麼多元，你要吃什麼菜都有。問題是要讓這些菜有機會可以被炒出來。這是整個環境的問題。此外，我們還有另一個主張即是，我們認為電影作為第八藝術，它作為一個已經被公認的藝術形式，我們應該在美學教育裡面加入電影賞析的課程。我們建議大概從國中就應該教一些電影的賞析。因為影視媒體是當代最popular的藝術形式，而且這種藝術形式充斥在我們周圍。因此，我們另一個主張是希望讓電影教育深耕進入我們的教育體系。
問：你們提出這些改革主張，但你們如何聯合其他電影工作者並建立共識呢？
周：我們會廣泛地去聯絡許多電影工作者。可是在做這個廣泛的邀請之前，我們要先把論述弄清楚，現在還在這個階段而已，我們還在想說怎樣的論述才能有說服力，並且清楚易懂，光這個就很難。唉…這好像不是我應該要做的事情，作創作多快樂啊！純粹只是因為看不下去，可是還是要做下去。
轉載自 台灣電影筆記> 電影教室 > 應用班 > 單一文章與訪談 > 周美玲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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